踏青山尋紅韻：在瞿秋白紀念館里觸摸信仰的溫度
         當隊旗的紅色與紀念館墻面上“瞿秋白烈士紀念館”的鎏金大字交相輝映時，我們“踏青山·尋紅韻”實踐小隊的腳步，便與百年前那位共產黨人的精神軌跡重疊了。盛夏的風掠過館前鐫刻著“就義處”的巨石，也掠過我們胸前的紅領巾——這抹紅，是瞿秋白就義時長衫上的血色，是他筆下“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”的赤誠，更該是我們這代青年骨子里的滾燙底色。
         館前的巨石沉默佇立，“瞿秋白同志就義處”七個字被風雨磨得溫潤，卻磨不滅1935年6月18日的決絕。講解員的聲音輕而沉：“他走到此處，盤膝而坐，對劊子手說‘此地甚好’，然后從容飲彈。”我們站在石旁，指尖撫過石面的紋路，仿佛觸到他長衫的褶皺——那不是赴死的悲涼，是“為主義犧牲，是人生最大的快樂”的坦蕩。
         紀念館入口的電子屏滾動著“傳承紅色基因，賡續紅色血脈”，而館內展柜里，那支他用過的鋼筆、那本翻卷了頁角的《新青年》，才是最生動的注腳。展墻上的路線圖里，瑞金的紅、長汀的青、羅漢嶺的翠，串起他“總想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”的一生：從翻譯《國際歌》讓“英特納雄耐爾”的旋律響徹中國，到在白色恐怖中主編《布爾塞維克》；從帶病領導中央蘇區的文化建設，到就義前用俄文高唱《國際歌》——他的生命，是把“主義”二字熬成了骨血，把“信仰”二字寫成了不朽。
展廳里的手稿展區，泛黃的信箋上，他的字跡清瘦卻剛勁。那篇《多余的話》，曾被誤解為“消沉”，可展柜旁的解讀板寫著：“這是一個革命者對理想的剖白——他說‘我愿意為中國革命而死’，這不是懺悔，是向信仰的最后致敬。”我們圍在展柜前，讀他寫“為大家謀幸福”的句子，忽然懂了：真正的理想主義者，從不是只談宏大敘事的空談者，而是把“小我”揉進“大我”的踐行者——他譯馬列著作時的油燈，亮的是思想的光；他辦《熱血日報》時的筆，寫的是民眾的聲；他在獄中寫下的詩句，藏的是“此心光明，亦復何言”的赤誠。
同行的隊員指著展墻上的《赤潮曲》念道：“赤潮澎湃，曉霞飛涌，驚醒了五千余年的沉夢。”百年前，23歲的瞿秋白用這首詩喚醒沉睡的中國；百年后，我們這些青年站在這里，忽然讀懂了“傳承”二字的重量：他筆下的“光明路”，是無數先烈用生命鋪就的；而我們今天腳下的路，正是那“光明路”的延續——我們穿的紅馬甲，是他那代人未竟的理想；我們實踐的“三下鄉”，是他渴望的“為大家謀幸福”的具體模樣。
         走出紀念館的次日，我們實踐小隊便帶著從館里汲取的力量，扎進了長汀的鄉村。在古城鎮的留守兒童之家，隊員小李攥著從紀念館拓印的瞿秋白手跡“總想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”，給孩子們講《赤潮曲》里的故事——當孩子們舉著畫滿紅星的紙，跟著念“英特納雄耐爾”時，我忽然看見瞿秋白的身影：他當年在蘇區辦的列寧小學，和今天這方小小的教室，連起了跨越百年的“光明路”。在村頭的文化廣場，我們支起展板，把紀念館里的革命故事編成方言快板。當白發蒼蒼的老奶奶指著瞿秋白的照片說“這是為我們好的人”時，隊員小王紅了眼眶——他想起館里那封瞿秋白寫給貧苦農民的信，信里說“要讓天下的苦人都有飯吃、有衣穿”，而今天我們幫村里賣出去的第一批百香果，正是這封信的“當代注腳”。
         返程前，我們在村支部的墻上貼了一張隊旗合影，旁邊寫著瞿秋白的話：“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”。有個剛上初中的孩子在下面歪歪扭扭地寫：“我也要走這條路”——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：我們尋的“紅韻”，從不是博物館里的陳列，而是能種進人心的火種；瞿秋白的精神，從不是書本里的文字，而是能長成青年腳下的路。
        青山不語，紅韻長流。瞿秋白把生命化作了一束光，而我們這代青年，該做追光者，更做發光者——把紀念館里觸摸到的信仰溫度，變成腳下的步履不停；把“踏青山尋紅韻”的感動，變成“為時代譜新篇”的擔當。這，才是對烈士最好的告慰，才是“紅色血脈”最生動的賡續。